“今年，我还是会提卖淫合法化。”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迟夙生连续第九年建议卖淫合法化，再次引发人权与道德舆论的争议碰撞。她认为，不管社会上怎么评价，自己是无愧的，“我确实为人民负了责。”(3月11日大洋网)

    卖淫是否应该合法化，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这个棘手而难堪的问题，纠结了人类社会长达数千年。所谓“正确答案”，所谓“道德共识”，从来都不曾出现过，可以说，古今中外在“卖淫”这个问题上，始终是暧昧莫测和首鼠两端的。也许只有一点确定无疑，即“卖淫”现象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不管这个社会是姓今姓古，还是姓资姓社。

    “卖淫”是一种人类学现象，是一种人性的出离和摇晃。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某些时刻，狎妓甚至可以披上文化的外衣得以登堂入室，从而暂时性地摆脱道德卑污的指责。更有些风尘女子，以其才貌、品格和事功，在文化史上不仅情史留名，而且青史留名。

    但这些风月场上的佳话都不足以令“卖淫”现象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统治阶级抑或主流社会，都断不可能大张旗鼓地支持“卖淫”合法化。在强调人权和自由的西方社会不可能，在讲求礼义廉耻的中国社会，就更加不可能。因为，一旦决定这么做，政府自身的道德合法性就会自动流失，甚至政府有成为性交易的幕后老板的危险。以中国社会深厚的道统，在可见的将来，我们都看不到实现“卖淫”合法化的可能。

    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卖淫”合法化一定就是灵丹妙药吗？暗地糜烂的“卖淫”现象，的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问题。性病、艾滋病由此变得难以控制，卖淫女与嫖客之间的刑事案件屡见不鲜，甚至在这一黑色利益肥沃地带强烈孳生和蔓延着公权腐败。但到底谁来保证，“卖淫”合法化之后，所有这些病灶真的就可以药到病除？

    我们不得不以极其严肃审慎的态度，思考一旦“卖淫”合法化之后，对于社会风气、社会生态乃至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强烈的不确定性冲击。在这一非同小可的问题上，鲁莽的天真和法律激进主义思维，也许只会让我们在未来陷入无尽的尴尬。

    卖淫是否应该合法化？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将一如既往的没有恰如其分的答案。对于我们来说，与其在应该与不应该上发生旷日持久的争执，不如暂时搁置争议，去探询和疗救这个问题背后的那些关切和焦虑：比如公权腐败，比如特殊群体的权利问题。如果我们能巧妙地治理这些问题，“卖淫”是否应合法化的争执，或将自动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