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昆明的大坝机场，一名中国卫兵站立在一辆破旧的坦克残骸上警戒放哨。(选自《国家记忆》/图）

    民国史修撰四十年的秘辛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特约撰稿 沈茜蓉

    在政治气候冷暖不定的年代，民国史研究者们如履薄冰。张宪文当时一手研究民国史，一手研究党史。“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隔七八年要来一次，万一来了怎么办？党史不能放，不然没饭吃。”

    一位领导就曾质疑：“国民党是正面战场，难道我们共产党是反面战场？”

    中国社科院几代研究者主编的36册《中华民国史》，于辛亥革命百年前夕出版，南方周末记者走访多位修史学者，还原民国史修撰四十年的秘辛

    民国史的新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韩信夫，今年终于如愿以偿，对30年前的“民国大事记”的写作，作一次完整的修订。

    “民国大事记”，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上世纪70年代启动的民国史写作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包括“民国史、大事记和民国人物传”的庞大研究项目，历经“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今年完成全部编撰工作，全套36册于辛亥革命百年前夕出版。

    在最新修订出版的“民国大事记”中，韩信夫在“遵义会议”的条目中，加上了“推举张闻天为总书记”的话。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党史的表述中，历来没有这一条。

    “大事记”里的1949年9月26日新增一条史实：周恩来就未来的国号是否简称中华民国，征求六位辛亥老人的意见，只有黄炎培一人坚持应该使用此简称。韩信夫说：“就是提供一个事实，让大家去判断。”

    韩信夫和同事们还对一些说法进行了调整，例如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改成“四一二事件”，把重庆谈判双方定位为“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

    近史所副研究员黄道炫主写了国共两党上世纪30年代的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他感觉，过去的历史书只强调这过程中中共的壮大，他的写作更侧重于“每一次共产党的壮大，都是以国民党的内乱为背景，因为弱者永远是在强者衰落时寻找生存空间”。

    近史所副所长、研究员汪朝光撰写的抗战部分也有变化。“蒋介石对待抗战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通过说服劝解来打通各方面的关系，发动抗战，抵抗日本的侵略。我们这一卷就写到了这样的看法，倒退十年五年，就不会有这样的认识。”

    汪朝光说，1980年以前写绥远抗战，一定会写这是傅作义排除了国民党中央的不抵抗政策的压力之后做出的举动，“现在我们的认识是，这场战役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支持。”

    近史所研究员严如平当年负责写“人物传”中的蒋介石。这次修订，他新增了蒋介石对苏联的看法，“蒋介石到苏联去，看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非常反感。”

    去掉“小人之心”的揣度，为“反面人物”摘帽子，也是这次民国史修订的工作。严如平删掉了“投机家、冒险家”的表述。“以前资本家为家乡做建设，往往我们会说他为了笼络人心，当年对杜月笙的一些评价就是这样，这次也都尽量改过来。”

    “大事记”改动的幅度最大。“以前中共的事情会排在前面，这次的标准是，影响大的事情才能上，谁影响大谁就排前面。”韩信夫说，“八路军打死十几个日本兵，以前会列一条，这次删掉了。”

    在民国史写作之初，学者们曾定下原则：民国史不是中共党史，尽量不写中共的事情。人物传一概排除收录中共的人物，大事记尽量少列中共的事情。

    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的界限，今天也被打破。历史学者杨天石在第六卷里，仍然用相当篇幅写了中共的五大。“如果不写中共五大，不写陈独秀，就没法解释后来两党分裂的一些情形。当然，我不会在陈独秀前面加上‘右倾机会主义’。”

    “有些人还说你们要搞两个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