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秋高气爽。我虔诚地礼拜了庄严、肃穆的乐山大佛之后，转身来到被陆游称为“千载诗书城”的眉山市，拜谒我心中的大佛：苏东坡先生。

    在三苏祠里，我站在先生高大、雄伟的塑像前，低头默哀三分钟，然后下拜，行三跪九叩大礼。站起身，我看到先生面带微笑地望着我，似乎有话要说。我连忙说：“先生，我是从黄州来的，特来看望您。您还记得黄州吗？”只见先生目视远方，似乎要透过千里，越过千年，寻找黄州的回忆。

    黄州，对先生风雨一生，是十分重要的，他给自己的一生作总结时说：“心如槁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事业，黄州、惠州、儋州。”把黄州排在第一位。

    宋朝，是历代文人向往的时代，是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也是历史上对文化最宽容的时代。然而，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苏轼，一个光照千秋的文学天才，一个狷直、耿介的文人，竟无端因文字罹祸，受尽屈辱，几临被杀的境地！

    元丰二年（1079年），先生因“文字毁谤君相”一个“莫须有”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坐牢103天。先生罹祸后，他曾为官的杭州父老百姓公开做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如张方平、范缜、吴充等纷纷为先生鸣不平，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后有太皇太后出面保护，才免去死罪，贬谪黄州。

    从此，黄州载入了光辉的中国文学史册。

    刚到黄州，先生暂住在定惠寺院。此时家眷还未到达，他和僧人一同吃饭，饭后常在林间散步，颇为闲适。家眷到达之后，他的经济陷入艰难，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好。他的两个小儿子适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住在临皋亭（驿亭，接待过往官员的地方。此地后来因先生而得名）。先生曾给一个朋友描述过临皋亭：“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

    我想，临皋亭并不见得真是那么美吧，风光之美一半在自然，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先生是天才，对美有着极高鉴赏力，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二则大约怕那些朋友为他担心，故意把环境说得美好，宽慰他们；三则借想象中的美景抚慰自己那颗受伤的心灵。

    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当时黄州的情境，也不知道先生当年居住的确切地方。闲暇中，我常在黄州街头彳亍，想寻找先生当年足迹，却总也找不到。但我知道，先生当年的环境是十分艰难的，生活也是十分凄苦的，那些优美的诗文，只不过是他在生活的挣扎中的精神的超越。

    在先生的一些书信中，还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情境。他在给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世态炎凉，朋友绝迹。在寂寞、孤独、伤感中，又寻些自我安慰。培根说：“顺境需要人的节制，逆境需要人的忍耐；顺境中最易暴露恶行，逆境中最能彰显美德。”逆境中的苏轼，更彰显其美德、张扬其人格魅力。

    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新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武昌（今鄂州）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在雨天，先生睡到很迟才起床；黄昏时，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阴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江边有风光秀丽的龙王山，江对岸就是著名的西山风景区，有时朋友来访，就一同到江两岸的山里游玩。

    先生的生活表面是闲适、平静的，心里却十分苦闷。他的官职是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只是一个闲职，实际上停止了他的一切工作，大约还有依附权贵的奴才颁发的“只准值班、看书、闭门思过”的指令，对先生进行了种种无耻的人身限制。因此，他在写给官居参政谏议执事（副宰相）的章子厚的信中说：“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这封信，与其说是写给章子厚的，不如说是写给朝庭的公开信。信中着重告诉朝庭官员：1、黄州环境恶劣；2、我住在庙里，很穷困；3、只是刚来时与太守见过一次面，此后没有任何人来看我；4、每天只是“看书、闭门思过”，5、没有写文章（也没有网可上）。这下你们放心了吧！

    苏轼不仅“闭门思过”，还要向权贵们表示道歉、忏悔。他在给章子厚的信中还沉痛地忏悔道：“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稍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

    先生这样才情卓绝、性情孤傲、品行高洁的人，面对权势、邪恶，竟如此作贱自己，作出如此深刻地痛悔、道歉，读来让人心颤。我们不能因此责备先生屈服权势，低下高贵的头，要知道，在生命与人格的尊严面前，哪个更重要？别说是先生这样的文人，就连豪气冲天的岳飞，在狱中面对小小狱率，也俯首低眉，浑身颤栗啊。塞奈卡说：“一个人只有同时具备脆弱的人性和不可战胜的神性，才算得上真正的伟大。”中国传统提倡宁折不弯，我则认为：大丈夫能屈能伸，是好汉宁弯不折。面对权势，面对淫威，可以低头，可以弯腰，但决不能折断脊梁骨，这，就是文人。因此，批判、忏悔、道歉，丝毫无损于伟人们人格的光辉，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批判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剥夺被批判者的人格尊严，但奇怪的是，中国近代以来真正具有人格尊严的名人，几乎没有一个未遭受过批判。未曾遭受过批判的名人，反而都黯然失色，被人忘却。批判像一块粗砺的抹布，往往使擦拭的对象越加清晰亮堂。”

    先生在黄州的生活的确是困难的。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初到黄州，凛人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等于美金一角五分）。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以待宾客。此贾耘老（贾收）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苏轼的黄州生活是凄苦的，心情是郁闷的，精神是孤独的，思想更是矛盾的。一首《卜算子》道尽了他那份难言的孤寂：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事业的人，被权贵摆弄，无所施为；一个才情闪耀、品行高洁、性格潇洒的高傲灵魂，被奴才禁锢，只能闭门读书、思过……这该是多么痛苦的事啊！有人说得很好听，什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还有更动听的，叫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些说法的确是很漂亮，但却都是虚伪的废话。古往今来，求达必先变节，成为巴儿狗，成为权贵掌中的玩物，这样自保都难，又谈何兼济？穷善其身倒不错，可这是无奈，穷意味着失去恶的能力，想恶也恶不起来，不善也得善。至于忧民忧君，更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居庙堂，必沦为奴才；处江湖，则成遗世孑民，还哪里轮得着你忧这忧那的？

    既不用你忧民，也不用自作多情去忧君，还是干点实事吧。在友人马梦德的帮助下，先生请得东坡荒地，以“东坡”自名，开始过起了开荒种地，自耕自食的农夫生活。《东坡八首》就表明他认真的态度，真诚的心愿，真实的疾苦和感受，坦坦荡荡，堂堂正正：“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柔拓未及成，一麦庶可望。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福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东坡八首其四》）。

    从此，世界上有了一个伟大而响彻千年的名字：苏东坡。

    培根说：“如果奇迹的意义在于超越天命，那么，它通常就出现在逆境之中……美德就好比名贵的香料，愈是燃烧，愈是碾压，其香却愈为浓烈。”

    逆境中，先生的田园生活是恬适而丰富的。农舍后面是远景亭，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遗。他的西邻姓古，有一片竹林，枝叶茂密，人行其中，不见天日。先生常在此浓阴之中，消磨长夏，并寻找干而平滑的笋壳，供太太做鞋衬里之用。

    还有一大帮邻人和朋友：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嗥叫。

    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一封写给朋友范镇儿子的信里说：“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在著名的《前赤壁赋》中，先生进一步发挥：“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先生的黄州生活，本凄苦、寂寥，多亏朋友们给他几许热闹；但真正给他抚慰、熨平他心头创伤的，是他生活、心灵的伴侣——侍妾王朝云。

    先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几乎人人能诵。此诗虽为描写西湖旖旎风光，而实际上是先生初遇王朝云时为之心动的感受：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

    王朝云，字子霞，钱塘人，因家境清寒，自幼沦落在歌舞班中。她天生丽质，聪颖灵慧，能歌善舞，虽混迹烟尘之中，却独具一种清新洁雅的气质。神宗熙宁四年，先生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被贬为杭州通判，一日，他与几位文友同游西湖，宴饮时招来王朝云所在的歌舞班助兴，悠扬的丝竹声中，数名舞女浓妆艳抹，长袖徐舒，轻盈曼舞，而舞在中央的王朝云又以其艳丽的姿色和高超的舞技，特别引人注目。舞罢，众舞女入座侍酒，王朝云恰转到苏轼身边，此时的王朝云又换了另一种装束：洗净浓装，黛眉轻扫，朱唇微点，一身素净衣裙，清丽淡雅，楚楚可人，别有一番韵致，仿佛一股空谷幽兰的清香，沁入先生因世事变迁而黯淡的心。当时，本是丽阳普照，波光潋滟的西湖，由于天气突变，阴云敝日，山水迷蒙，成了另一种景色。湖山佳人，相映成趣，先生灵感顿至，挥毫写下了传颂千古的描写西湖佳句。此后，先生对王朝云备极宠爱，收为侍女。到黄州，正式纳为妾。

    王朝云不仅温婉贤淑，更善解先生的心意。一次，先生退朝回家，饭后在庭院中散步，突然指着自己的腹部问身边的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侍女答道：“您腹中都是文章。”先生不以为然。另一侍女说：“满腹都是见识。”先生也摇摇头，到了王朝云，她微笑道：“大学士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先生闻言，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正是这种“不合时宜”，使先生饱受流离之苦；也正是这“不合时宜”的独立人格，才有照耀千秋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

    杭州四年，之后又官迁密州、徐州、湖州，颠沛流离，王朝云始终紧紧相随，无怨无悔。在黄州，王朝云布衣荆钗，与先生患难与共，悉心调理先生的生活起居。她用黄州廉价的肥猪肉，微火慢烘，烘出香糯滑软，肥而不腻的肉块，作为先生常食的佐餐妙品，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东坡肉。”元丰六年，先生46岁，王朝云生下一子。老年得子，先生十分高兴，取名遂礼，并写诗一首：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先生想到从昔日的名躁京华，到而今的“自渐不为人识”，灾难重重，流离失所，都是因为聪明所致。他终于悟到，只有“愚且鲁”，才能无灾无难；只有“愚且鲁”，才能青云直上到公卿。

    后，先生年近花甲时再次被贬往南蛮之地的惠州，眼看运势转下，难得再有起复之望，身边众多的侍儿姬妾都陆续散去，只有王朝云始终如一，伴随着先生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到惠州。后朝云病死惠州，年仅三十四岁。先生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筑六如亭以纪念，亭柱上镌有一副楹联，是先生亲自手书：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在黄州，先生对世态炎凉的体验更深，还有着“我今飘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的飘零之痛。幽独的生活中，先生常常在僧房里面壁静坐，并不是真的“闭门思过”，而是进入一个更高深的境界。《金刚经》、《华严经》、《圆觉经》、《般若心经》、《清静经》、《六祖坛经》、《传灯录》……无所不读，经过多年宦海沉浮，而今又在佛教义理的感化下，先生了悟了万事本空的道理，对禅理、人生的理解也达到了一种适意自由的大自在境界，加之其本身性格开朗旷达，在经历了人生大难后心态变得平和，“世路如今已贯，此心到处悠然”。

    困境，可以使人沉沦，也可以使人飞升。经过“乌台诗案”的冶炼，又经过黄州的孕育，一个新的“苏东坡”矗立在世人面前，以前后《赤壁赋》、《赤壁怀古》为代表的一大批千古杰作喷薄而出，像雨后彩虹，照耀了历史的天空：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浩浩历史长河，皇帝、高官有多少？而苏东坡只有一个。“东坡”之名，是因黄州而取；坡公的成就，是因黄州而成。可以说，没有黄州，就没有苏东坡。是当年那批权贵和龌龊小人，成就了东坡，是东坡成就了黄州，是东坡黄州成就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当我们怀念坡公，品赏坡公千古杰作时，真应该好好感谢那批权贵和龌龊小人！

    周国平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远离了权贵的肮脏，远离了政治的染缸，坡公的生活是丰富而安静的，才有黄州东坡的清新隽永。东坡黄州诗文的缕缕清气也从黄州那纯净山水飘向神州大地，直到今天，直到永远……

    经过了黄州的风雨岁月，坡公胸襟开阔，眼界无限，一个“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巨人站立在世人面前。哪怕前面仍然风狂雨骤，我自从容淡定，波澜不惊，“一蓑烟雨任平生”。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